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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黃埔一兵——記百歲黃埔老人蘇賡泉

日期:2018-01-29 11:18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王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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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寧夏有一位黃埔老人,名叫蘇賡泉,如今已是百歲之齡,他最愛稱自己是“黃埔一兵”。

  蘇賡泉,民革黨員,生于1917年8月17日,1939年11月畢業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七分校第15期步兵科。他是一名抗日老兵,也是寧夏健在的黃埔同學中的最長者。老人百歲生日前夕,寧夏黃埔軍校同學會一行人,驅車來到中衛市,為他送去祝福。蘇老家住在中衛市區臨街的一棟樓上,當我們敲門時,屋里早早應起:“來了,來了!”聲音爽朗。為我們開門的是一位中年婦女,滿臉笑容:“快請進,請進。”邊開門邊把我們往里屋讓。這時,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出現在了臥室門口,向我們揮著手,笑呵呵地打著招呼,還把同學會工作人員的名字一一叫了出來,我不由得暗自稱奇。閑聊間,感覺到老人口齒清晰,思維清楚,幾乎讓人忘記他已是百歲之齡。蘇老住的是一棟兩室兩廳的房子,家里略顯儉樸,但收拾得整潔有序。剛剛給我們開門的是他的兒媳婦,一位勤勞實在的農村婦女。在大家的簇擁下,老人在書房里落座,書房臨著街,窗外樓下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蘇老,外面這么吵,影響您休息嗎?”

  “不,我不怕吵,我喜歡外面的人流。”

  老人邊說邊抬眼望向窗外,此刻略顯混沌的雙目瞬間變得深邃悠遠。我無意中看到面前桌上一張白紙上寫著這樣一句詩:“坐看窗外人流涌,忘卻身外萬事幽。”這是老人的親筆,筆下雖為忘卻萬事,但事實上卻生活在對悠悠往事的回憶之中。

  看到蘇老今天精神不錯,大家紛紛請他講講他的故事,他沒有遲疑,帶著濃重的中衛方言開口便說:“我是黃埔一兵!”隨著他低沉的語調,一幅百年畫卷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畫卷里一個身影時而踽踽獨行,時而在人群中慷慨陳詞,時而一身戎裝在戰火中穿梭。空間在變換,時光在流轉,老人的講述把我們帶到了久遠的過去……

  幼失至親 嘗盡世態炎涼

  “人皆有母,惟我獨無;人皆有父,惟我獨無。我是失群的羔羊……”百歲老人提起自己的出身不禁淚流滿面。那是1920年的初冬時節,冬季的夜晚來得很快,昏暗的油燈下蘇賡泉的母親張氏挺著9個月的大肚子,安頓年僅3歲的賡泉剛睡下,突然間從大地深處傳來隆隆之聲,好似巨大的石碾子從天邊滾來,隨后地動山搖,震驚世界的海原大地震來臨了。瞬時,土坯屋就像巨浪中飄搖的小船般劇烈晃動起來,情急之下,張氏一把抱起賡泉向屋外跑去,雖然母子沒在地震中受傷,但張氏因驚慌動了胎氣,胎死腹中,難產去世,年僅20歲。在蘇賡泉10歲那年,曾任寧夏煙酒稅總局局長的父親蘇芬和大伯蘇英,被人誣告入獄,父親不幸在蘭州獄中病逝,家人傾家蕩產把大伯贖了回來,自此,一個大家族走向分崩離析。雙親離世,家族敗落,蘇賡泉在年逾70歲的奶奶和繼母高氏的照料下漸漸長大。

  1929年秋天,蘇賡泉上高小五年級,寧夏舉辦全省學生運動會,學校選拔蘇賡泉為武術啞鈴隊員赴銀川比賽。歷時半個多月,當蘇賡泉興高采烈地捧著獎品回家時,卻不料家中已生變故,繼母高氏趁他離家時改嫁。年僅13歲的蘇賡泉成了無家可歸之人,無奈之下只得寄宿在姐姐家里。轉眼又是一年秋天,此時的蘇賡泉小學畢業,繼續讀書或謀求生計,都無著落,蘇賡泉就像秋天飄飛的樹葉般無處可依。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他倍感孤獨的時候,在北平清華大學讀書的二哥蘇景泉來信,讓他到北平去讀書。

  很快,蘇賡泉約了同學溫寶璽、王松峰一起去北平,幾個十幾歲的孩子從銀川乘木船順黃河漂流而下,到包頭再乘火車,歷時3天終于到達北平。哥哥給蘇賡泉聯系的學校是香山慈幼園,是清末名士熊希齡創辦的一所慈善學校。至今蘇賡泉還記得哥哥帶他去拜見熊希齡行叩頭禮,熊先生寫推薦信讓他去香山慈幼院報到的情景。香山慈幼院建在頤和園萬壽山陰,緊靠玉帶河,學校周圍樹木蔥郁,風景幽雅。可惜,蘇賡泉在這里學習不久,九一八事件爆發,大量的流亡學生流入平津,人心激憤,蘇賡泉思想上也產生了很大波動,一時退學,后又進入通縣的潞河中學就讀。

  輾轉求學 親歷愛國運動

  在北平最讓蘇賡泉感到溫暖的是寧夏旅平學生會。蘇賡泉在北平一下火車就受到寧夏旅平學生會的熱情接待。寧夏旅平學生會是來自寧夏銀川、中衛、吳忠、平羅等地的學生為了聯絡感情相互照顧而成立的組織。在這里,蘇賡泉結識了許多對他一生產生極大影響的人,印象深刻的有雷啟霖、張子華(原名王緒祥)、袁金章、姚啟圣、梅無暇等。雖然這些人都來自寧夏,但思想卻有很大分歧,有的人主張讀書救國,有的人主張走出課堂革命救國,形成了“魯迅派”和“胡適派”,后來引發學生會分裂,以“胡適派”為首的梅無暇、蘇景泉等退出了學生會,而“魯迅派”的袁金章、雷啟霖等組織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小組,并時常組織學習活動。

  蘇賡泉說:“那時,我和溫寶德幾個同學年齡尚小,在學生會學習開會時間我們常常在會場外假裝玩耍,實際是放哨,掩護他們開會學習。那時候,在張子華和孫殿財領導下,學生會還組織了‘反帝大同盟’,并出版《銀光》雜志,宣傳馬列主義。1933年,北平市國民黨市黨部認為寧夏旅平學生會有共產黨嫌疑,將學生會同學全部逮捕,后經營救才獲釋,從此,學生會活動轉入地下。”

  1934年,蘇賡泉已經升至潞河高中,日子過得充實而平靜。可惜好景不長,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了冀東自治政府,局勢急轉直下,學校的正常軍訓、升旗儀式等被叫停,校內外籠罩在壓抑的氣氛中。時隔不久,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潞河中學停課。蘇賡泉找到了在北平西北中學上學的堂兄蘇印泉,相約參加學生運動。12月15日晚上,西北中學接到學聯會(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游行請愿的通知。

  “這是我人生中特別值得回憶的經歷,只有你身處洪流,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愛國。”老人對自己的這段經歷記憶深刻,平靜的敘述中充滿懷念。

  “我和哥哥得到這個消息后,激動得一夜合不攏眼,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同學們集合起來手舉小旗向宣武門進發,走到宣武門時,大門已被軍警關閉,此刻,城外的清華、燕京等大學隊伍相繼趕到,于是游行隊伍匯合一道向地安門行進,一直走到王府井大街。這時隊伍漸漸慢了下來,我抬頭看時發現前面路口黑壓壓一片軍警,有的手里握著消防水龍頭,有的提著明晃晃的大刀,有的則是大棒。隊伍此時并沒有停下來,前面的同學迎著水龍沖上前去,這時大批軍警掄起刀背、大棒沖進學生隊伍,許多手無寸鐵的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隊伍大亂向后撤退,軍警則對跑散的學生不停追打、圍捕。混亂中,哥哥跌倒受傷,我一把拉起他向后跑去,一直到黃昏時分才返回住宿的甘寧青會館,這時會館周圍已經布滿了暗探,住在這里的學生一切行動都處在了監視之中。”

  因為時局動蕩,蘇賡泉已無法在北平安心讀書。1936年春天,蘇賡泉回到寧夏銀川。此時,寧夏正籠罩在白色恐怖中,凡是北平歸來的學生,都被視為嫌疑分子,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捕。好在蘇賡泉二哥的好友在銀川實驗小學任校長,蘇賡泉得以在實驗小學寄宿,后來被推薦當了老師。

  國難當頭 受訓黃埔軍校

  1937年,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局勢更加動蕩,蘇賡泉在實驗小學的教職也被停止。那時,實驗小學的同事中有不少進步青年,有些還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雖然蘇賡泉并不清楚他們的真實身份,但在進步思想的熏陶下,他的內心十分向往革命。9月的一天,百無聊賴的蘇賡泉獨自行走在大街上,突然一駕馬車從他面前駛過,車上閃過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就是在北平相識的寧夏旅平學生會的張子華(原名王緒祥,共產黨員)。

  “我當時心里十分激動,差點張口喊了出來。后來我通過另一位熟人輾轉聯系上了他,才知道他到銀川是代表八路軍總部與馬鴻逵洽談合作事宜的。此時,我萌發了去延安的想法,并把這個念頭告訴了張子華,張囑咐我:馬鴻逵的關卡監視很嚴,不能和他一起走,以后可以從別處繞道前往。有了這次接觸,去延安成了我的一個心思。當年春節過后,我決定付諸行動,于是將自己的5畝田產賣給六叔得了50塊大洋,打算從蘭州經西峰去延安。臨行前,恰逢小學同學史郁文、夏文俊兩人打算去蘭州投奔191師師長楊德亮從軍,于是三人結伴而行。路經一番周折,三人到了蘭州,找到了在191師當譯電員的小學同學李敬寶。老同學相遇自然是無話不說,當李敬寶問我此行目的時,我毫不掩飾地回答:‘想去延安,參加抗日!’聽了我的話,李敬寶勸我說:‘現在是國共合作,一起抗日,不去延安還是一樣,現在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在蘭州招學生,你們一起報考軍校吧,將來畢業后當軍官帶兵參加抗日,何樂而不為?’李敬寶的一番勸阻,使我產生了權宜的想法,不料這一動搖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經李敬寶介紹,我們三人報名參加了軍校考試,均被錄取。第二天,三人就去報到了,學校設在蘭州市東門外教場營房,一到營房門口就看見一幅醒目的對聯,上聯是‘升官發財,行往他處’,下聯‘貪生怕死,勿入此門’,橫批‘革命者來’。我們報到后被編入第3總隊第5大隊3中隊第2區隊6班學習。我們三人編入了同一班,全班共16人,分為機槍組和步槍組,機槍組6人,步槍組10人,每班領到機槍1挺,步槍10支,我是步槍組,領到步槍1支,子彈200發。從此,開始了不平凡的軍校生活。軍校的學習、訓練都十分嚴格,特別是為期3個月的入伍生生活更是緊張忙碌,每天的時間被政治學習、軍事學習、制式訓練、野外戰斗訓練等科目排得滿滿當當。這里任教的既有進步人士甚至共產黨員,也有舊軍閥。有一次,教官教我們唱抗日歌曲時,我發現教員是我在銀川認識的曲一舟老師,我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于是,下課后我去找他,交談一番后得知他在蘭州西北訓練團任教,這時,我又萌發了去延安的想法。在這不久之后,我們學習德國造20發手槍的使用,區隊長教我拿槍姿勢,我沒有拿穩,槍口晃動了一下,區隊長暴怒,當場在我胸口狠狠搗了一拳,打得我眼淚直流,半天直不起腰。當天夜深人靜時,想起我初入隊時,區隊長對我進行政治考察談話的情景。他問我:‘你都讀過什么小說?’我未加思索就回答:‘讀過《水滸傳》《阿Q正傳》等。’聽到這里,區隊長向我投來質疑的眼神,因為那時讀魯迅的小說就意味著思想有問題。想著這些,心里越來越不舒服,再次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那是5月的一個夜晚,天空下著毛毛細雨,我肚子不好晚上出來上廁所,突然大隊緊急集合號吹響了。當我從廁所出來時操場上已是空無一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于是我跑到圍墻邊想越墻出去,卻不料平時看起來堅實的圍墻因為雨水浸泡變得十分疏松,根本承受不住攀爬的力量,幾次快要爬到頂就摔了下來,最后不得已只能悄悄回到宿舍裝睡著。第二天隊伍回來后,我沒參加訓練的事驚動了隊長,被關了3天禁閉,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我們3個月入伍期滿后,我去西北教導團找曲一舟老師,不料他已經離開,下落不明,去延安的路再一次斷了。”講到這里老人神色黯淡,神情中透露出無盡的懊悔。

  “軍校生活中另一件記憶深刻的事是目睹了空戰奇觀。”老人話題一轉,繼續著他的講述。“那時作為戰略后方,蘭州經常遭到日本飛機轟炸。一次我們在黃河邊進行野戰訓練,突然聽到日本鬼子飛機轟隆隆飛來,大家趕緊到掩體躲避。但敵機已經發現了,一陣機槍子彈掃來,在我們腳下打得泥土四濺,好在無人受傷。飛機過后,大家在掩體上看見大片彈孔,有好事的同學還從彈孔里挖出碩大的彈頭。也不是每次都受日機的欺負,另一次訓練時,大群的敵機飛來,天空一片昏暗,聲音震耳欲聾,大家連忙尋找掩體躲避,正在這時,從另一邊飛來一群蘇聯支援我方的戰機,其中一架直撲入敵機編隊,一陣機炮響過,日軍長機被打得黑煙直冒,既而從空中墜落,火光沖天。大家也忘記了害怕,站在那里一起拍掌稱快!后來得知,此役空軍取得了擊落日機9架的重大戰果,堪稱大捷。”

  軍校的日子忙碌而緊張,轉眼到了畢業的時候,老人對當年畢業典禮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我們軍校生活由一次別開生面的升旗儀式作為終點。那是1939年8月末的一天,下午軍校15期4個縱隊,在校部操場上舉行了畢業典禮和閱兵儀式。晚飯后接到命令:晚上兩點起床,3點鐘隊伍出發,到終南山五臺山廟舉行15期學員結業升旗典禮。天快亮時,我們到達了集結地,此刻細雨紛飛,寒風瑟瑟,穿著單衣的我們冷得渾身發抖。這時,山上傳來了長官講話的聲音。記得有這樣的句子:‘今天2000多同學下山了,下山收復失地了’,‘敵人聽了搖頭、漢奸聽了害怕,同胞聽了高興。’隨后學員們唱起了校歌,一瞬間,山上山下歌聲此起彼伏,聲震山谷。”

  畢業后,蘇賡泉被分配到楊德亮的42軍預備第7師21團1營1連作見習排長,連部駐在陜西馬嵬坡。

  抗擊日寇 鐵血無悔

  “我們在馬嵬坡駐了兩個多月后,就奉命開往甘肅隴南張家川一帶駐防。1940年5月,我團奉命到清水縣追剿西岐縣起義回民軍,不料戰斗中右腿中彈。養傷中想起自己曾和同學私下交談,誓言將來絕不參加內戰,而今卻在內戰中負傷,心里極度自責。這時,我想退伍,繼續完成學業去上大學,并將這個想法告訴了醫院管理傷兵的政治主任沈某某,希望以殘疾軍人的身份,請他保送我去上學。后來,沈主任告訴我,保送我上學可以,必須承擔一個任務,在他們規定的時間,反映學生的思想活動情況,有沒有共產黨。言下之意是讓我當特務。當時,我就想自己的父親被別人陷害致死,今天我怎么能去陷害別人呢?而且當下是國共合作時期,理當同仇敵愾,共御外侮,自己怎么能在這個時候去干這種事。于是我拒絕了沈主任,毅然回到了部隊。”

  回到部隊后,蘇賡泉參加了為期一年的七分校戰術研究班,之后因不滿團長的軍閥作風,調到新41師,在新41師20團1營2連任連長,他所在部隊一度開赴抗日前線,實現了他參軍的初衷。

  “那是1944年深秋季節,我所在團接到命令開赴陜西韓城,撥歸駐韓城暫編26師守衛黃河。聽到這個消息后,我十分興奮。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能夠開赴前線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槍干上一場,也算是了卻了我當年投筆從戎的夙愿。隨后,部隊從平涼出發徒步到寶雞,轉乘火車向東前進。官兵們一路上高歌《大刀進行曲》《游擊隊之歌》伴隨著滾滾的車輪聲奔赴前線。”講到這里,老人因為興奮而面色紅潤,聲音也高了起來,最后竟不由自主地唱了起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歌聲慷慨激昂。這一瞬間,老人似乎已不是年逾百歲,仿佛又成了那個血氣方剛、雄姿英發的青年軍官。

  平靜后,老人繼續娓娓道來:“火車到站時夜幕已經降臨,由于燈火管制一片漆黑,不遠處潼關方向炮聲隆隆。部隊下車集合后立即沿著公路連夜向朝邑縣前進。由于這里與敵人已呈犬牙交錯態勢,隨時可能遭遇敵人,部隊白天就地潛伏,夜間行軍,就這樣晝伏夜行,第三天到達韓城。到達集結地后,我團接到命令以郃陽為中心,沿黃河西岸防守,我所在連駐守下陽渡口。白天為防御敵軍炮擊,只留一排兵力駐守,其余撤到附近村莊隱蔽,晚上又回原陣地,以防止敵人汽艇偷渡。我們在這里駐防長達半年之久,1945年4月,師部所屬的3個團,要各抽一個連去河南洛陽附近招收新兵,我團抽調我連前往。我們乘車到藍田縣進入藍田浴谷,經商縣到達河南西峽口,過了西峽口就是敵占區,我們沿公路晝伏夜行至鎮坪縣以東隴海線附近潛伏下來,通過秘密通道接收新兵。在這里潛伏兩天中,經常有日軍巡查鐵路的電動車打著探照燈通過。第三天晚上,情報部門傳來緊急消息,洛陽方面的日軍正向我方開動,可能向我發起進攻。我們決定立即后撤,那個夜晚沒有一絲月光,大家跟著向導高一腳低一腳急速后撤。等我們到西坪鎮時,敵人的先鋒部隊已經到達,與我防御部隊展開了激戰,頓時槍聲四起,敵人的迫擊炮彈從我們頭頂呼呼掠過。突然,一顆炮彈落在我的不遠處,我臥倒稍一遲緩,只覺得像有人迎面推了一把,我仰面倒地,清醒后感到右胸口一陣劇痛,鮮血滲透棉衣流了出來。衛生兵見我負傷,急忙跑過來,解開棉衣一看,一枚彈片透過棉衣穿入右肋骨縫隙,所幸未傷及內臟,趕緊用繃帶將傷口處纏了個結結實實。因我部不屬此次戰斗序列,被命令撤出西峽口。就這樣,我被抬在擔架上,向后方撤去,一路上聽到槍聲越來越密集,知道戰斗規模在不斷擴大。后來,獲悉此次西峽口戰役中,我軍擊斃敵人數千,取得了重大勝利。我在商縣治療了近兩個月時間,終于康復,回到駐地時已是中原大地的麥收時節。此時,日軍已勢如秋后的螞蚱,無力蹦跶,黃河防務也呈現休止狀態。”

  不久,蘇賡泉所在師奉命載撤,連以下軍官全部移交給78軍,連以上軍官到西安軍官總隊報到,集訓等候安排。在軍官總隊住了半個月左右時間,蘇賡泉被調往165師,在團長戴克北、營長馮玉培的帶領下暫住西安市。

  “1945年8月15日日落時分,忽然城里三聲汽笛長鳴,隨后鼓樓上的廣播傳來了激動人心的聲音:日本宣布投降了!我們聽到后,立即歡呼著沖上街頭。一時間,大街上人潮涌動。人們高呼著:‘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們勝利了!’許多店鋪燃起了鞭炮,喜慶的聲音響徹了西安上空。如今回想起來,我為自己見證了這個偉大的時刻倍感自豪。”

  反對內戰 激流勇退

  抗戰勝利的喜悅沒有持續多久,內戰的漩渦又席卷而來,和那個時代的許多軍人一樣,蘇賡泉也陷入了糾結之中。

  “那時我被任命為165師495團1營2連連長。接任時,營長告訴我,連隊的主要任務是守衛這一帶的防共線,封鎖物資來往。我連守衛的地方叫呵羅寺,北面是一條很深的山溝,山溝的一側是平原,這里住有20余戶人家,由保長管理,據保長說,對面駐有八路軍的一個營。而我連的駐守地是雙方運送物資的必經之地。仔細分析研究了局勢后,我與部下制定了‘互不侵犯,和平相處,互相來往,秘密溝通,嚴防泄露’原則。這一原則執行得非常好,也使我們與駐地的村民和睦相處,數月之中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到了1946年6月,我連被調離。此后,我們與當地的游擊隊之間有過零星沖突,我每次都讓部下提早放槍,以驚擾為主,基本避免了正面交鋒。”

  1947年3月,蘇賡泉所在部隊奉命向延安進發。延安地區山大溝深,部隊行進困難重重,而解放軍地形熟悉行軍迅速,往往是等他們趕到時解放軍已經走得無影無蹤,就這樣在人困馬乏中,國民黨軍隊先后在青華砭、蟠龍鎮戰役中連受重挫,軍心動搖。

  接著老人給我們講述了促使他決意退出戰場的故事:“一次,上面傳來命令,瓦窯堡的第1軍31師被解放軍包圍,讓我軍星夜馳援,可惜當我們趕到時,該師已經被殲滅。天亮后,師長命令我團從瓦窯堡西面上山搜索觀察解放軍動向。我們登上山頭,四處瞭望,只見山腳下一條山溝,溝中央卻有一顆樹獨自挺立,用望遠鏡向對面山頭看時,發現對面的解放軍也正在觀察我們。我正拿著望遠鏡想看得更清楚時,忽然一聲槍響,一顆子彈從溝底飛來,擊中了我棉帽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帽子里的棉花四散紛飛。霎時,剛才溝底的那顆樹倒了下去,3個解放軍向西飛奔而去。原來這是解放軍的狙擊手,好在這一槍稍高了一點,要不然我就要留在這大山里了。晚上躺在床上,回想白天發生的事情,一夜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想著自己沒被日本鬼子的炮彈炸死,要是死在內戰的窮山枯嶺,就太不值得了。于是,暗下決心,一定想辦法不再參與內戰。說來也巧,第二天竟然發起燒來,起初尚能堅持行軍,后來路也走不了,馬也騎不了,只能被抬在擔架上行軍。于是團里讓我到后方醫院治療,我便離開了延安的戰場。”

  此后的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蘇賡泉也隨部隊由陜西轉戰到四川。1949年11月,在成都附近的雙流鎮,他所在軍3個師和軍部一起放下武器投誠。從此,蘇賡泉的軍旅生涯宣告結束。

  教書育人 傾盡余輝

  投誠后,蘇賡泉等100多名連以上軍官被送到軍政大學直屬教導總隊學習改造,其間,聲明脫離國民黨。經過為期一年多的學習改造,1950年底,蘇賡泉回鄉就業。

  “1950年12月底,我在武漢西南軍區駐漢口辦事處領取了棉衣和回家的路費,登上西去的列車,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1951年春節后,我來到銀川找工作,拜訪了原來在北京上學時認識的袁金章和潘鐘林先生,他們兩個帶我到省政府拜見了寧夏省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孫殿才。孫殿才對我十分關心,當即打電話給文教廳廳長吳友文介紹我從事教育工作。并親筆寫了推薦信,內容我至今還記得:蘇賡泉過去思想比較進步,可以參加工作,請你安排。憑著這封推薦信我參加了省里舉辦的小學教師教育研修班。結業后被聘為中衛第二小學教師。有了安穩的工作后,經同學介紹認識了妻子李淑英,婚后很快有了孩子,多年的漂泊生活終于結束。在學校,我一心撲在教學上,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隨后的運動中我未能幸免,其中甘苦一言難盡。”

  “1979年3月,萬物復蘇,春風吹到寧夏大地。我也摘去了頭上的‘帽子’,被聘為西園中學教師。12月,政策進一步落實,我得以享受退休待遇,后來住房問題也得到解決。這一年,我雖然已經62歲了,但的確感覺到這是自己生命里的第二個春天,此后的時光里做了許多自己感到滿意、得到各方認可的工作。1985年,應中衛城建局邀請參與編寫《中衛縣地名志》,歷時半年。8月,中衛縣政協創辦業余中山學校,招收高考復讀生,我擔任高中文科班和初三班班主任,使許多人圓了大學夢,受到社會好評。”

  “1986年1月,我被吸納為西安黃埔軍校同學會寧夏聯絡組會員。1987年加入民革,這是我政治生命的重新開始。記得1987年12月20日,中衛黃埔聯絡組成立,到會的領導、同學20余人。會議由西安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寧夏聯絡組組長匡俊連主持。在會上,新老朋友們圍繞‘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的宗旨,回顧歷史,共敘友情,其樂融融。作為一名普通會員,作為黃埔一兵,多少年來我每次都盼望著開會學習,在這里有屬于我們那個時代的語言,有我們共同經歷的生活,有我們的情誼與快樂。時光飛逝,轉眼30年又過去了,組里的同學相繼離去,中衛市只剩下了我和門祥臨(寧夏黃埔軍校同學會會員)兩人。至今,我們之間還經常聯系,噓寒問暖。雖然有時兩人在電話里聽不清對方在說什么,但這已經不是什么問題,聽到聲音,心里就非常高興。這么多年來,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寧夏黃埔軍校同學會每逢節日雷打不動的慰問,為我過生日,幫我解決生活困難等等,令我由衷地感動,我這個普通的黃埔一兵感到了被尊重、被關心的溫暖。在此,對長期關心我的有關部門致以誠摯的感謝!同時祝愿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美滿。”

  “我是黃埔一兵”——百年的人生征程,蘇賡泉對國家無限忠誠,對人民無限熱愛,“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已深深鐫刻入他的生命。如今,這種精神展現的是對過往的從容與超然,是百折不撓的堅韌和樂觀,是揮之不去的愛國情懷和感人肺腑的人間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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