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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戰爭中的周恩來

日期:2018-03-15 15:49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李立 趙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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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戰爭是為了推翻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而發起。周恩來在北伐戰爭中積極動員和有力組織,從各方面全力支持北伐戰爭,為北伐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培養大量軍事人才

  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期間培養了一大批軍事人才,為北伐的勝利準備了人才基礎。據聶榮臻元帥回憶:“當時的黃埔軍校,為北伐培養了大批軍官。這其中,恩來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從全黨來說,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過程。但早在北伐戰爭之初,黨內就有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始懂得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并開始從事軍事運動,其中,周恩來就是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1924年9月,周恩來從歐洲回國。不久,就受黨的委派和孫中山的任命,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當時周恩來年僅26歲,由于他出眾的愛國精神和忘我的工作作風,立即贏得了廣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他到軍校以后,同受黨委派到軍校擔任各項工作的惲代英、聶榮臻、熊雄、包惠僧、肖楚女等同志一起,作了大量帶有開拓性的工作:在軍校建立和領導了中共黃埔特別支部,在特別支部領導下,在軍校積極開展黨的工作;在師生中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組織了革命青年的先進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當時教員中的金佛莊、郭俊、唐同德,學生中的李之龍、蔣先云、周逸群、徐向前、陳賡、左權、許繼慎、王爾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俠父等,都參加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到了1925年8月,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到2000余人。周恩來按照蘇聯紅軍的經驗,在軍校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開展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在軍校為學生設置和講授《帝國主義之解剖》《社會發展史》等多門政治課。周恩來還對學生進行反帝反封建教育,以及關于革命軍隊性質和任務的教育,引導學生支持工農運動,積極參加當時正在各地興起的革命斗爭。當時,黨從各地選派了許多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革命青年到軍校學習,他們大多成為軍校學生的骨干。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當時,蔣介石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共產黨員退出第1軍;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單。周恩來說:“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黨務上接連得到三次大勝利,但形勢還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們善于反擊,蔣介石右派的力量還是可以壓下去的。”但由于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1軍和黃埔軍校(退出共產黨的只有39人),他們大部分是黃埔軍校的教職員及學生,來之前都曾擔任過團以下黨代表、政工人員及帶兵軍官,既有很高的黨性覺悟,又有實際工作經驗,是黨的寶貴財富。而周恩來本人也被免去第1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被迫撤離國民革命軍第1軍。黃埔軍校的200多名軍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員,在由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在廣州大佛寺舉辦的特別政治訓練班,組織學習。周恩來擔任這個訓練班的主任,他向學員作了《國民革命軍及軍事政治工作》的演講。他在這篇演講中系統地總結軍隊政治工作的經驗,指出“我們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對于官長官佐要鞏固其革命觀念,對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識”。“最近國民革命軍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國主義。這個問題解決,就可消滅軍閥及平息社會上一切不安的現象。所以,我們在革命軍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緊的是使廣大群眾明了帝國主義的罪惡,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他具體論述了軍隊中政治工作的范圍和方法,并指出“我們是為主義為黨國而奮斗的。我們在軍隊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則,嚴守紀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態度,比士兵更要勤苦”,這樣才能鼓起作戰的勇氣,得到人民的支持,鞏固革命的基礎。當北伐軍準備出發的時候,周恩來所作的演講,對北伐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弄清楚自己工作的方向和方法是有幫助的。

  周恩來還請鄧中夏、惲代英、阮嘯仙、蘇兆征、陳延年等中共領導人到訓練班講課。周恩來還到汕頭,辦理東江行政委員和第1軍政治部的交接事宜,在汕頭停留約一星期后回廣州政治訓練班的學員經過兩三個月的學習,結業后分配到國民革命軍其他部隊中工作,充實了北伐軍的力量。

  領導中共廣東區委軍委工作

  周恩來離開國民革命軍第1軍后,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廣東區委軍委的工作。軍委設在廣州萬福路南華銀行二樓,干部很少,只有聶榮臻和黃錦輝。南華銀行二樓中間是一個大廳,入門右邊有一張辦公桌和幾把椅子,是周恩來辦公用的,左邊有兩張桌子,是聶、黃兩人辦公用的。西邊的屋子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住處,東邊的是聶、黃兩人的住處。軍委機關機密性比較大,只有比較高級的干部才到那里同他們直接聯系,一般人都到文明路的廣東區委聯系工作。

  那時兩廣已經統一,已處在大舉討伐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前夜。放在廣東區委軍委面前最重要的課題,便是為北伐戰爭做好準備。

  在北伐的準備工作中,廣東區委軍委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第一,對北伐戰爭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內部最初是有爭論的。陳獨秀和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對北伐并不贊成,認為國民革命軍力量不足,暫時只宜處于防御的地位;又擔心革命分子的大批北上會使廣東的革命根據地難以鞏固,因而對北伐的準備采取消極的態度。而廣東區委和在廣州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對北伐戰爭卻一直持積極的態度,認真地進行著準備。第二,中共中央在早期并沒有領導軍事工作的部門。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提出,應在中央委員會之下設立“軍事活動委員會”(后改稱軍事部)。不久,軍事部逐漸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中共中央軍事部最初由張國燾負責同各地聯絡。但張國燾當時擔任的職務很多,又經常往來滬粵之間,對軍事工作并沒有怎么過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時軍事部等于一個空職,只有兩個年輕同志,在那里做些從報紙上搜集軍事情報的瑣碎工作”。而廣東卻是當時大革命的根據地,集結在廣東準備出發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各軍中的黨的工作歷來是由廣東區委軍委直接領導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對北伐戰爭的各項準備工作的重擔,就落在了周恩來所領導的廣東區委軍委肩上。

  當時,廣東區委軍委直接領導的有七個單位的黨的工作:國民革命軍第1、2、3、4、6軍,黃埔軍校本部和入伍生部。周恩來每星期都要召集他們開一兩次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部署各項工作。聶榮臻、黃錦輝同這些單位經常聯系,向這些單位派遣干部,向軍中的共產黨員傳達黨的方針政策,積極為北伐戰爭做準備。同時,積極發動和組織工農群眾支持和參加北伐。周恩來認為單靠北伐軍“力量太少,若無人民援助,仍不足以負重大責任”,何況革命的工農大眾“需要國民革命之成功,比任何人都急切”。因此,他十分重視發動和武裝工農群眾,來支持北伐戰爭。當北伐戰爭正式打響后,周恩來指示各地黨組織要發動工農群眾支持北伐,警惕北伐中國民黨右派壓迫工農和破壞革命的活動。他和陳延年領導的中共兩廣區委積極組織省港罷工工人、粵北各地農民和廣州、汕頭、新會等地青年支援北伐。同年年底,廣東境內的各種反動勢力串通一氣,企圖擾亂北伐的大本營,阻礙北伐的順利進行。鑒于國民革命軍主力遠在前線的形勢,為繼續鞏固北伐的大后方,周恩來鮮明地強調“革命民眾的武裝力量是用以擁護革命政府向半封建勢力斗爭的”,因此,“民眾武裝在廣東已成為自然必不可少的組織……農民自衛軍、工人自衛隊之組織亦為勢所必需”。他同中共兩廣區委的其他委員共同研究,從黃埔第4期學生中選調了幾十名干部,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經過短期訓練后,派到廣東各縣擔任領導武裝農民的工作。對廣東的工人運動,他也給予了應有的關懷。周恩來等人在廣東所作的種種努力,為鞏固北伐的根據地、保證北伐的勝利進軍,起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北伐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早創建一支武裝力量

  周恩來最早創建了一支武裝力量。周恩來在主持黃埔軍校政治部領導工作的同時,為了加強國民革命軍的建設,1924年11月,在取得孫中山先生同意后,成立了“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這支部隊一開始就是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是中國共產黨直接控制的第一支部隊,隊長是共產黨員徐成章,副隊長是共產黨員周士第,黨代表是共產黨員廖乾吾。鐵甲車隊除了擔任警衛任務外,還多次參加革命的軍事斗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1925年10月,鐵甲車隊奉命結束,全體人員編入國民革命軍葉挺獨立團,成為葉挺獨立團的基層骨干。

  1925年11月,周恩來根據中共兩廣區委決定,以鐵甲車隊為基礎,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干,在廣東肇慶創建了國民革命軍第4軍獨立團。共產黨員葉挺擔任團長。獨立團雖屬國民革命軍第4軍,實際上是由共產黨掌握的。團長和營長都是共產黨員,連一級干部大部分也是共產黨員或者是青年團員,并且在全團范圍內從上到下都建立了黨的組織。

  據周士第回憶,當時“從黃埔軍校調來的楊林,又名畢士梯,共產黨員,朝鮮人,任獨立團第3營營長;董仲明,即董朗,共產黨員,四川人,黃埔軍校1期畢業,任參謀;吳兆生,又名吳道南,共產黨員,湖北人,黃埔軍校2期畢業,任第2連連長;盧德銘,共產黨員,四川人,黃埔軍校2期畢業后,留校任政治部組織干事,來獨立團后任第4連連長;袁炎烈,共產黨員,湖南人,黃埔軍中心政治部宣傳干事,任第6連連長;練國梁,共產黨員,貴州人,黃埔軍校1期畢業,任機關槍連連長;蔡晴川,共產黨員,湖南人,黃埔軍校2期畢業,任監視隊隊長,這個隊均為十幾歲的青年組成,有稱青年隊;張堂坤,共產黨員,浙江人,黃埔軍校2期畢業,任擔架隊隊長……后來,又調來曹淵,共產黨員,安徽人,黃埔軍校1期畢業,任第1營營長;許繼慎,共產黨員,安徽人,黃埔軍校1期畢業,任第2營營長;胡煥文,共產黨員,湖南人,黃埔軍校1期畢業,任第9連連長”。獨立團建立共產黨支部,團部直屬隊和各營建立黨小組,這是一支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革命軍隊,直接由兩廣區委軍事部領導。周恩來這時在黨內擔任中共兩廣區委軍事部部長,又兼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官,一身兼數職,每天從廣州文德路往返于黃埔島,晚上還要參加各種會議,過黨的組織生活。1971年鄧穎超同志在廣州時,曾到她當年和周恩來戰斗過的中共兩廣區委舊址參觀。她深情地回憶說:“我和恩來同志每周都有幾個晚上來這里開會,那時毛澤東同志也經常到這里指導工作,研究問題,有時一直開到十一二點。”

  獨立團建立伊始,周恩來就指示要把部隊“迅速培養成一支最可靠的有堅強戰斗力的革命軍隊”,獨立團官兵在葉挺團長的率領下堅決執行周恩來的指示,進行嚴格的軍事、政治訓練。周恩來還強調“對獨立團政治建軍”。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獨立團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對廣大官兵進行政治教育,整個部隊出現了與舊軍隊不同的新面貌。

  1926年夏,北伐軍正式出征之前,葉挺獨立團作為先鋒部隊率先出師,為整個北伐軍打開了一條前進的道路。獨立團出發前,周恩來專程親臨獨立團駐地,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進行了戰前動員,講解北伐的意義,提出了幾點要求:一、加強黨的領導,加強政治工作;二、注意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三、注意統一戰線工作,很好地與友軍團結;四、作戰要勇敢,要有犧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勞;五、要起先鋒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現在有些軍不愿派部隊先去,只要你們得了勝利,他們就會跟上來的。”周恩來最后激動地說:“飲馬長江,武漢見面。”

 


/ 1926年,黃埔軍校第4期學生分赴北伐前線。

  獨立團黨支部決定,把周恩來這些指示分別在黨內和黨外、干部和戰士中進行普遍的傳達討論,把它作為從廣州出發到湖南行軍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利用行軍中休息和到達宿營地后的時間進行討論。這個討論,對全團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葉挺獨立團出師后,在進軍過程中,廣大黨團員起了模范帶頭作用,打了許多勝仗,對整個北伐戰爭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從進入湖南到攻克武昌,獨立團一直充當前鋒,長驅直入,屢挫強敵,威震敵膽,在兩湖接連取得汀泗橋、賀勝橋兩次大捷,消滅了不可一世的直系軍閥吳佩孚的主力,然后又揮戈北上,合圍武昌。經過激烈的交戰,獨立團率先突入城內,占領軍事重鎮武漢,實現了“飲馬長江”的戰略設想,為北伐的順利進軍掃清了障礙。第4軍因而博得“鐵軍”的聲譽。有關“鐵軍”的故事也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廣為人知。這同周恩來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周恩來從黃埔軍校到后來創建鐵甲車隊和葉挺獨立團,反映了共產黨內一批革命家在早期就開始懂得武裝斗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周恩來所開拓的建立革命武裝隊伍經驗以及所培養的一大批軍事干部,為北伐戰爭作了軍事戰斗力上的準備。

  朱德于1944年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的座談會上說:“紅一軍團的來源,開始于1925年革命政府進行改組,將所管轄的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時,我黨派葉挺同志成立獨立團,附屬在第4軍張發奎的第12師內訓練。北伐時,該團約有2000人,干部多是共產黨員,現在的林彪、周士第、陳毅、聶鶴亭、肖克等同志,都是獨立團來的。南昌起義時,該團已發展成6個團。”接著,朱德還說:“大革命時代,許多進行軍事運動的同志,當時中央軍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聶榮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黨所舉辦的秘密軍事訓練班的同志,對我軍的創建是有功勞的。沒有他們所進行的軍事運動,就不能有獨立團,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廣州、湖南起義。”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時曾經說過:“我們黨雖然在1921年到1924年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1924年到1927年,以至以后的一個時期,對此也認識不足,但是從1924年參加黃埔軍校開始,已經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

  積極配合北伐戰爭

  周恩來擁護孫中山北伐的戰略計劃,并且用實際行動為北伐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早在1925年10月,周恩來任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在追悼攻克惠州犧牲將士大會上明確地闡明了孫中山的統一思想,他說:“孫總理之志愿,第一統一廣東,第二統一中國,第三打倒帝國主義。我們現在可說剛起首,才達到總理遺志的一點。”他號召大家要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努力奮斗,目前統一廣東,進一步統一中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

  北伐開始前,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企圖奪取革命的領導權。周恩來和毛澤東、陳延年等主張給蔣介石以回擊,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沒有接受他們的主張。周恩來被迫離開國民革命軍第1軍后,集中精力主持中共廣東區委軍委的工作。他幫助廣州國民政府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制定了北伐的軍事計劃。積極推薦優秀的共產黨員去軍隊工作。同時,周恩來及其領導下的廣東區委軍委干部聶榮臻、黃錦輝等,“仍然通過各種辦法,在國民革命軍和黃埔軍校中開展工作,向這些單位派遣干部向黨員傳達黨的方針、政策,主要的內容是為北伐做準備。”

  北伐開始后,廣東區委軍委決定以聶榮臻為軍委特派員,到北伐軍中做聯絡工作,任務是向帶兵的共產黨員傳達中央和軍委的指示;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困難,或將問題反映給軍委,并溝通軍隊同各地黨組織的關系。葉挺獨立團占領湖南瀏陽后,就接到廣州來的指示:“革命形勢的發展可能很快,你們的戰斗任務更加繁重了,要爭取在獨立團里增設一個特別大隊和一個補充營。從廣州派來許繼慎(黃埔1期畢業生,共產黨員)等30多個營、連、排干部到獨立團工作。”葉挺立刻堅決執行這個指示,在湖南黨組織的幫助下很快招足了新兵,配備了干部,把特別大隊和補充營建立起來。張發奎后來對葉挺說:“你們真是獨立的,總是先斬后奏的。”9月間,北伐軍在圍攻武漢的同時分兵向江西進發,討伐控制東南五省的另一個直系軍閥首領孫傳芳。廣東區委軍委又決定在開往江西的軍隊中成立軍事的黨團,制訂組織大綱,并規定地方的政治問題應受當地黨委的指導。大量這類工作,都是在周恩來主持下的廣東區委軍委領導下進行的。

  周恩來積極組織武裝力量響應與配合北伐。為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夠出現里應外合、速戰速決的好形勢,周恩來在北伐前夕就派遣了許多黃埔學生和革命干部回到他們各自的家鄉(即北伐軍所要經過的省份),爭取地方武裝力量響應北伐。湖南、湖北、河南、江蘇、浙江、福建、安徽等省均派有負責人執行這一任務。例如,黃埔軍校第3期畢業生黃鐵民奉周恩來之命潛回安徽,促使當地軍閥馬濟的部下陳雷團長率部起義。此外,周恩來還親自領導武裝起義以配合北伐的順利進軍。1927年3月21日,周恩來領導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起義發動后,他親臨前線指揮,經過浴血奮戰,擊潰了北洋軍閥的軍隊,占領了上海。這次武裝起義的勝利,解放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中心上海,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和工農群眾運動的迅猛發展,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內部原來存在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地表現出來。國民黨右派勢力在這時加緊進行反革命活動,掀起一股制造分裂、反對國共合作和工農運動的逆流。已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反對革命的面目也更加清楚地暴露出來。周恩來清醒地看到這一切。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后,蔣介石為了拉攏他,曾表示準備任他以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或戰地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重要職務,征求他的同意,被周恩來拒絕。1926年底,周恩來在中共廣東區委的機關刊物《人民周刊》上接連發表三篇文章:《國民革命及國民革命勢力的團結》《現時政治斗爭中之我們》《現時廣東的政治斗爭》。周恩來在這些文章中反駁國民黨右派制造的所謂目前民眾運動“超過國民革命的要求,違反了國民革命的方式”的謬論,指出:“工農運動并未超過國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國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農的集會自由,工人罷工權,工農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現時方是國民革命的起首,離成功的途程還很遙遠。所以這時候我們希望民主政綱之實現,比任何人都感覺急切。”

  他又駁斥國民黨右派所謂“有了共產黨的存在和活動,便定會與國民黨發生沖突和分裂”的謬論,指出“各被壓迫階級的共同目的雖在國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長期斗爭中,民族資產階級總是富于妥協性,小資產階級也常搖擺不定,只有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要靠他攜同農民、手工業工人督促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妥協地與敵人爭斗,才能達到國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實現。所以,為工農階級奮斗的共產黨的活動,當然不外領導工農群眾的革命力量推進國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階級的妥協性在革命中發生不良影響。這種活動,只有于領導國民革命的國民黨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實,決無與他有沖突和分裂的危險。因為要有沖突,必是革命的工農群眾與和帝國主義敵人妥協的資產階級沖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分子與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他以明白的語言指出國民黨右派勢力存在這個客觀事實。寫道:“我們很希望國民黨能成為一個無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國國民黨,但事實上不能盡如我們所想。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的革命,不同的階級性反映到國民黨內自也形成了各派。過去,右派很顯然地做了許多反共、反俄、反工農以及勾結舊勢力的工作。”因此,共產黨人自然需要“時時刻刻幫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論上和事實上的爭斗”。最后,他響亮地提出“一切革命分子團結起來!一切被壓迫階級團結起來!”

  為應付可能出現的突發事變,周恩來決定用自己手中的武裝與反動派周旋,為革命打開一條血路。他委派剛從四川回來的陳毅到軍校任中共黨委書記,協助惲代英進行各種應變準備;批評了北伐軍暫編第15軍副軍長黃慕顏在這關鍵時刻提出的西退四川、依賴四川舊軍人徐作良圖的倒退想法。雖然周恩來做了不少努力,但是由于曾以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衛集團頑固反共和陳獨秀的投降主義錯誤,周恩來等人爭取北伐徹底勝利的愿望落空了,北伐戰爭以夭折而告終。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等人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領導了南昌起義,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新時期,繼續為完成北伐戰爭未能完成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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